2013年4月20-21日，由湖北追日電氣股份有限公司主辦，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光伏專委會協辦，機電商報社承辦的“大型光伏電站規劃、建設、并網經驗交流會”在西寧召開，湖北追日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裁陳建國在會上就第三次工業革命與中國光伏產業發展問題作了主題發言。

陳建國指出，歷史上數次重大的工業革命都是在新的通信技術和新的能源系統相結合之際發生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以蒸汽技術為標志，以電報和電話為媒介，使19世紀的世界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第二次工業革命是以電力技術、電子計算機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志，它為20世紀的人們開創了新的生活和世界；目前世界正處于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石油世紀的最后階段，能源的巨大消耗埋伏著巨大的危機，資源日漸枯竭、環境日益脆弱，這迫使人類需要盡快過渡到一個充分利用新型綠色能源的全新發展模式和經濟管理體制，從而使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可持續，這在客觀上催生了以可再生能源和互聯網技術結合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在21世紀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

綜觀世界發展史，第一次工業革命使英國成為世界的領導者，成為日不落帝國；第二次工業革命使美國成為世界的旗手，成為全球的霸主。在陳建國看來，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來臨之際，誰抓住了新能源發展這個主題，誰就將成為世界的領導者。對于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并且黨的18大明確了堅持綠色發展，建設美麗中國為發展理念的中國來講，不斷完善的政策，日益擴大的需求，豐富的可再生能源稟賦和龐大的經濟基礎，是完全有可能實現成為世界領導者這一目標的。

針對中國光伏與可再生能源發展，陳建國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一是完善可再生能源立法，為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和發展提供法律保障。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以下簡稱《可再生能源法》）已于2006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但對中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所起到的推動作用并不大，究其根本原因，是沒有相應的實施細則，導致執行力下降，無法落實。

到目前為止，《可再生能源法》里的很多描述都還只是空頭支票，無法兌現。如《可再生能源法》規定，“電網企業應當與依法取得行政許可或者報送備案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簽訂并網協議，全額收購其電網覆蓋范圍內可再生能源并網發電項目的上網電量，并為可再生能源發電提供上網服務”，“電網企業未全額收購可再生能源電量，造成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經濟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并由國家電力監管機構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處以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經濟損失額一倍以下的罰款”。然而直到2012年10月27日，國家電網公司才公布了《關于做好分布式光伏電網并網服務工作的意見》，提出對于10?kV及以下電壓、單個項目容量不超過6?MW的分布式發電項目可免費入網，富余電量也將全額收購。承諾從2012年11月1日開始，為分布式光伏發電項目業主提供接入系統方案制訂、并網檢測、調試等全過程服務，不收取費用。

又比如：業內對光伏發電翹首以盼的上網電價政策，直到2011年8月1日才“千呼萬喚始出來”，這已經是《可再生能源法》頒布實施五年多以后了。盡管如此，這個政策出臺以后，立即就帶來了西北地區光伏電站建設的高潮。但是，對于這個政策執行多長時間，到什么時候截止，電價明年是否會下降，會下降多少，都沒有明確的說法。

再比如，《可再生能源法》規定：“對列入國家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指導目錄、符合信貸條件的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項目，金融機構可以提供有財政貼息的優惠貸款。”然而實際情況是，光伏企業如果想要向金融機構融資并不容易，如想以光伏電站向銀行進行抵押貸款更是難上加難。凡此種種，都需要行政主管部門在深入進行調研的基礎上，盡快出臺相應的實施細則和配套政策，為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營造一個更好的政策和法律環境。

二是要有具體的操作性強的鼓勵和支持政策，且政策應具有穩定性。不可否認，在當前條件下，如果沒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可再生能源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得到發展，更不用說普及。雖然我國現在有可再生能源法，有光伏發電的上網電價補貼，但這還不夠，還應該有更具體的、操作性強的政策來支持。比如，政府是否可以明確確定，凡是公共工程建設必須使用新能源，或者規定新興能源必須達到多大比例？這些公共工程包括大型場館、車站、開發區等。如果在這些公共工程使用綠色新興能源成為一項硬性指標，將極大地推進新能源的發展。這樣的政策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操作性強的政策。

對企業來講，最期望的就是國家政策要具有穩定性，切忌朝令夕改。特別是對于可再生能源這樣的新興產業，本身就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如果政府不能讓企業吃定心丸，企業就不敢堅定長期投資信念。

長期以來，我國對光伏的補貼標準實行一年一確定，使光伏企業年年處于觀望之中，政策沒出臺，誰都不敢動，政策一出臺，就又都一哄而上，拼命趕工期，這不是尊重科學的做法。更為甚者，這次國家不僅取消了對金太陽的補貼，而且大幅下調了對光伏電站的補貼標準，這對光伏行業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三是轉變觀念，創造條件，鼓勵光伏企業走出去。截止目前，中國的光伏企業出口到海外市場的主要還是光伏組件、戶用型逆變器。隨著美國、歐盟對我國發起“雙反”，中國光伏組件出口立即受阻，同時西方國家補貼政策一調整，我國小型逆變器出口立即大幅下降。面對目前的困難局面，國內制造商必須要有應對之策。所以要轉變觀念，不能僅限于組件和逆變器出口，而是選擇那些政局穩定，與中國關系比較友好的國家，走出去做總包工程。只有這樣，我們才扼住了咽喉，掌握了主動權。一家企業的實力是有限的，企業之間通過優勢互補，抱團走出去才可以有效地降低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