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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市場化交易與保障性收購之間并不矛盾

日期:2019/01/21   來源:機電商報   
  摘要:在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發展初期,保障性收購政策通過保量保價有效保障了項目的合理收益。當前,隨著發展規模持續高速擴大,可再生能源消納利用的總量和外部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相應的政策也需要作出適當調整。

在我國清潔能源產業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清潔能源的消納問題卻日益突出,嚴重阻礙了清潔能源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為了更加有效的解決清潔能源消納問題,建立促進消納的長效機制,近日,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了《清潔能源消納行動計劃(2018—2020年)》(以下簡稱《行動計劃》),制定了清潔能源消納的工作目標,提出了7類共28條針對性的工作舉措,引起了外界極大關注。

近日,國家能源局電力司有關負責人接受了媒體采訪,就外界關心的《行動計劃》如何落地、將重點解決哪些問題做了詳細的解釋。


清潔能源消納面臨的困難

在談到當前我國清潔能源消納還面臨哪些困難和問題時,國家能源局電力司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我國清潔能源消納主要面臨以下幾方面的困難:一是資源和需求逆向分布,風光資源大部分分布在“三北”地區,水能資源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區,而用電負荷主要位于中東部和南方地區,由此帶來的跨省區輸電壓力較大;二是清潔能源高速發展與近年來用電增速不匹配,近年來在國家政策的積極支持下,清潔能源特別是風電、光伏發電的裝機整體保持著較快的增長速度,遠超全社會用電量的增速,供需不匹配問題造成了較大的消納壓力;三是風電、光伏發電的出力受自然條件影響,存在比較大的波動性,大規模并網后,給電力系統的調度運行帶來了較大挑戰。目前我國電力系統尚不完全適應如此大規模波動性新能源的接入。

他在分析我國清潔能源消納面臨困難的同時,也指出了目前我國清潔能源消納問題主要集中的地區和特點。

“目前我國清潔能源消納問題存在較為明顯的地域和時段集中分布的特征”。他表示,其中,棄風棄光主要集中在新疆、甘肅和內蒙古等地區,多發生于冬季供暖期以及夜間負荷低谷時段。“2018年,上述三省區棄風棄光電量超過300億千瓦時,占全國總棄風棄光電量比例超過90%,棄風棄光的原因主要是新能源裝機占比高,熱電機組和自備電廠裝機規模大,系統調峰壓力較大,同時部分特高壓通道的輸電能力不足,存在新能源外送受限問題。”

他指出,棄水主要集中在西南的四川、云南地區,多發生于汛期,棄水的原因主要則是水電建設規模較大,需要大規模跨省區外送消納,涉及地域范圍廣、市場主體多、協調難度大,目前存在一定的網源建設不協調問題,同時市場化交易機制不健全,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

為此《行動計劃》從電源開發布局優化、市場改革調控、宏觀政策引導、電網基礎設施完善、電力系統調節能力提升、電力消費方式變革、考核與監管等7個方面,提出了28項具體措施。

可再生能源市場化交易與保障性收購之間并不矛盾

可以看到,《行動計劃》提出了清潔能源“利用率”的概念,這與常用的棄風率、棄光率有什么區別?能源局電力司的相關負責人對此表示,“長期以來,我國清潔能源發展一直以‘棄電’的高低作為評價標準,但‘棄電量’‘棄電率’的說法只關注清潔能源電力的未利用部分,忽視了整個能源和電力系統為消納清潔能源付出的努力和成本,易引起社會各界的誤解。”因此,他認為,從整個能源系統經濟性和全社會用電成本的角度,結合電力系統自身的特性,清潔能源消納存在一個經濟合理的利用率范圍,片面追求百分之百消納,將極大提高系統的備用成本,限制電力系統可承載的新能源規模,反而制約了新能源發展,因此并不是百分之百完全消納最好。

他繼續說道,實際上,近年來隨著我國能源清潔產業不斷發展壯大,在風電、光伏等裝機和發電量比重快速提升的同時,清潔能源利用水平正逐步接近并部分超過國際公認的平均合理水平。因此,他強調,為引導社會輿論正面關注清潔能源開發利用工作,促進產業高質量發展,《行動計劃》更加突出清潔能源的“利用率”,將風電利用率、光伏利用率和水能利用率作為清潔能源開發利用水平的主要評價指標。

《行動計劃》雖然為了清潔能源消納制定了周密的計劃,但如何進行清潔能源消納目標考核,確保《行動計劃》有效落地也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對此,他表示,為確保各項措施有效落地取得實效,《行動計劃》將強化清潔能源消納目標的考核工作,重點包括:科學測算清潔能源消納年度總體目標和分區域目標;棄水、棄風、棄光情況嚴重和核電機組利用率低的省(區、市),要制定本地區解決清潔能源消納問題的專項方案;組織具備接受外送清潔能源消納條件的省(區、市),明確本區域消納目標;明確新能源與煤電聯合外送通道中,非水可再生能源占總電量的運行比重目標,并實施年度考核。

在《行動計劃》中提出對利用率超過95%的限發電量不再記入全國限電量統計,對此,他解釋道,關于限電量統計的問題,涉及兩方面內容。一方面,目前部分媒體比較關注清潔能源限電率和限電量的“雙降”,但限電絕對量與清潔能源的裝機規模和利用水平均相關,隨著我國清潔能源發展規模持續擴大,絕對限電量的橫向對比意義減弱,限電量增大也不一定意味著利用水平降低,因此不宜使用限發電量的絕對數值作為評價指標,必須要從利用率的角度來考慮。

另一方面,《行動計劃》參考國際先進水平,提出2020年全國平均風電利用率、光伏利用率、水能利用率指標分別為95%左右和高于95%,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同時,由于我國清潔能源發展規模逐步擴大,特別是集中連片清潔能源開發地區,即使清潔能源利用水平控制在合理范圍內,限發電量的絕對量也較大,容易引發炒作和誤解。

“為此,我們參考國際經驗對全網統計口徑進行了優化,對于風電、光伏以及水能利用率高于95%的區域和主要流域,其限發電量在合理范圍內,不再計入全國限電量的統計范圍。”

最后他回答了“可再生能源市場化交易與保障性收購之間矛盾嗎?”這個問題。他表示:“兩者之間并不矛盾。”

在他看來,在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發展初期,保障性收購政策通過保量保價有效保障了項目的合理收益。當前,隨著發展規模持續高速擴大,可再生能源消納利用的總量和外部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相應的政策也需要作出適當調整。可再生能源市場化交易主要考慮是在保障項目合理收益水平的前提下,更多的鼓勵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促進可再生能源消納,例如通過參與現貨市場保障清潔能源優先出清和消納,本質上也是為了保障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利用和項目的合理收益,與保障性收購政策的目的是一致的。(靈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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