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載體，更是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陣地。工信部賽迪研究院近日指出，目前大灣區工業發展存在4個方面的問題：區域產業發展“極化效應”和創新資源“馬太效應”所加劇，地區間產業發展的協同性和特色化有待提升，高房價、高地價帶來的“擠出效應”逐步顯現。

究其原因，既有各城市工業化發展階段不同的客觀原因，也有地區間統籌協調機制不健全、創新體制機制不完善等因素影響。基于此，賽迪研究院專家提出3點建議：在大灣區未來發展過程中，要統籌布局、突破產業發展的“融合關”；因地制宜、形成差異化政策體系；大膽創新、先易后難逐步打破流通壁壘。

四大問題值得關注

粵港澳大灣區是目前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也是我國經濟制度最復雜的區域之一，涉及“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以及多個特色各異的城市，更是推動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陣地。

工信部賽迪研究院邵立國等專家近日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工業發展過程中應關注以下幾個現象。首要問題是，大灣區工業體量居全國前列，但不平衡問題較為突出，區域發展“極化效應”有所加劇。

粵港澳大灣區正處于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創新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工業規模和活力持續提升。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工業增加值達到3.2萬億元，占大灣區GDP的31%，占我國工業增加值的11.3%，是我國工業經濟重要的增長極。

不過，與巨大體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灣區內部地區間工業發展差距較大，根據規模可劃分為3個梯隊。其中，深圳可謂一枝獨秀，2017年工業增加值已達到8688億元，2018年更是突破9000億元；廣州和佛山屬于第二梯隊；其他地區工業增加值均不足4000億元。深圳、廣州和佛山三地一直以來都是大灣區工業發展的重要地區，工業增加值在大灣區的占比超過六成，地區發展的極化效應進一步顯現。

另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是，技術創新資源豐富，企業研發能力較強，但創新資源“馬太效應”有所加劇。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最具創新活力的地區之一，高新技術企業、創新型企業和創新人才高度集聚。據統計，大灣區內共有普通高等學校175所，其中世界排名前50的高校占3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實驗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企業技術中心等國家級創新平臺累計超過230家，國家級眾創空間200多家；涌現出華為、廣汽、比亞迪、格力、廣數等一批創新能力強的龍頭企業。

不過，大灣區創新能力的提升更多集中在深圳、廣州等中心城市，創新資源和成果也加速向其集聚，“馬太效應”逐步顯現。比如，深圳市集中了廣東省1/3以上的高新技術企業，2017年在廣東省2.68萬PCT國際專利申請中，有2萬件來自深圳。

第三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大灣區電子信息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產業集聚程度較高，但地區間產業發展的協同性和特色化有待提升。依托珠三角地區強大的制造能力，大灣區形成了以電子信息、汽車、家電等為主導的新興產業體系。珠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收入約占全國的1/3，汽車占全國的12%，電飯鍋、微波爐等產品產量占全國的九成以上。同時，大灣區的產業集聚發展態勢愈發明顯。

然而，區域內產業發展的統籌協調機制仍未建立，很多地區還存在同質化競爭問題。比如，深圳、廣州、東莞、惠州、江門、珠海等地均將電子信息列為支柱產業，地區特色化不明顯，還沒能形成良好的分工體系。又如，隨著近年來智能制造的興起，很多地區不顧自身的基礎，紛紛加快對機器人產業布局，惡性競爭和資源爭奪問題時有發生。

最后，專家還提醒道，雖然大灣區營商環境不斷優化，但工業企業成本日益高企，高房價高地價帶來的“擠出效應”逐步顯現。

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各地都將優化營商環境作為提升區域吸引力、增強工業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抓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比如，廣州市提出建立以“信用+監管”為核心的新型市場監管體系；深圳通過“四個千億計劃”等政策降低企業成本1400億元；肇慶市承諾落實民營企業的減稅降費政策，保持市級“零收費”等。

但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大灣區內很多城市已經步入高成本階段，勞動力等成本不斷上升，企業經營壓力巨大。比如，2018年12月深圳工業用地樓面均價已達到每平方米2790元，遠超北京和上海；惠州、中山的工業用地樓面均價超過杭州，佛山也與南京相當。在房價方面，珠三角地區2018年第四季度住宅用地平均價格為1.6萬元/平方米，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多。高房價增加了勞動力生活成本，間接轉移到企業成本之中。很多企業不堪重負，紛紛向周邊地區甚至東南亞國家轉移。

“一刀切”政策不可行

針對粵港澳大灣區工業發展面臨的問題，賽迪研究院專家分析了現象背后深層次的原因。

首先，大灣區內各城市工業發展階段不同，“一刀切”的產業政策難以奏效。粵港澳大灣區內既有香港等以金融貿易為主導的“服務業城市”，也有佛山、東莞等以電子制造為主導的“工業城市”，各地工業化發展階段存在顯著差異，這既是目前很多問題的根源所在，也是未來各項政策措施制定的依據和前提。

在11個城市中，澳門、香港2018年的人均GDP分別為55.3萬元和32.6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8.5和5倍，深圳、珠海和廣州等地人均GDP在全國均值的2～3倍之間，而江門和肇慶卻低于全國均值。巨大的經濟和產業差距對地區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必須因地制宜，制定差異化的產業政策，形成合理的政策梯度，以工業為紐帶，加快創新資源和發展成果共享，防止中心城市對周邊地區人才和產業產生過度的虹吸效應。

第二，大灣區地區間統籌協調機制仍不完善，產業布局優化和資源要素流動存在體制機制障礙。在現階段，受“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等因素影響，大灣區內貨物、人員、資金、技術等要素在跨境流動方面仍存在很多障礙。比如，港澳居民在港澳獲得的專業資格在內地不被認可；粵港澳三地實行不同關稅制度等。在產業布局方面，各地區各自為政的局面仍未改善，對于新興熱點領域，都存在較強的招商沖動，地區間聯動發展、協作發展意識不足，地區間產業互補和協同效應有待提升。

第三，面向重大基礎領域創新的體制機制和產學研體系仍不完善，在產出效率等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大灣區在工業領域具有重大原始創新能力的院所較少，更缺少世界頂級的研發創新機構，支持企業和科研院所進行重大原始創新和基礎創新的體制機制仍不完善，很多關鍵產品和設備嚴重依賴進口。同時，很多企業仍以代工為主，產品附加值相對較低。2017 年粵港澳大灣區每平方千米的GDP達到1.8億元，高于長三角、京津冀兩者之和，但與東京灣區（3.3億元/平方千米）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工業是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也是粵港澳爭創世界一流灣區的核心競爭力所在。”賽迪研究院專家針對大灣區工業大而不強、集而不聚等特征，提出3條建議。

一是統籌布局，優先突破產業發展的“融合關”，加強多方統籌、推動各城市從“9+2”向“1”轉變，是大灣區建設成敗的關鍵。二是因地制宜，逐步形成差異化、特色化的政策體系，有針對性地提出制造業發展政策措施。三是大膽創新，先易后難逐步打破流通壁壘，在技術創新、產業布局、要素流動等方面開展一系列試點，逐步探索形成大灣區特色發展之路。（何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