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暢則實體興。近年來，融資難融資貴成為我國制造業發展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如何把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制造業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推進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是實現新時代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

工業和信息化部總經濟師王新哲近日發表署名文章《產業金融合作 建設制造強國》表示，金融支持制造強國建設，一方面需要金融回歸本源，增強服務制造業發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積極創造條件，為金融改革創新提供保障支持。

原有金融結構需改革

來自工信部的數據顯示，2006—2016年，我國制造業的貸款比重從25%下降到16.2%。受此影響，我國制造業投資增幅從2012年起持續下滑，一直下降到2016年的4.2%，五年時間下降了27.4個百分點，持續時間之長、降幅之大，前所未有。2017年雖然止跌回升，但僅有4.8%。

“投資不僅關系當期經濟增長，而且關系新動能的培育生成，對優化供給結構起著關鍵性作用。投資的疲弱低迷，對我國制造業的優化升級形成了嚴重制約。”王新哲表示。

他分析，這一問題的形成，主要與新常態下我國制造業發展的不適應有關，同時也反映出我國金融結構的不適應。長期以來，我國制造業發展具有顯著的“速度效益型”特征，經濟增長達到10%以上，所有產業、行業、企業都會取得利潤；一旦經濟增長低于8%，很多行業又會出現全行業虧損。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增長速度從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企業效益開始持續下滑。研究表明，我國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均值從2010年的12.9%一路下滑至2015年的6.8%，而加權平均資產負債率則由2010年的58.2%上升到2015年的60.1%。

從金融結構看，當前銀行貸款、發行債券和股票占到實體經濟融資額的八成以上。這三種融資方式都具有典型的順周期特征。也就是說，經濟形勢好的時候，企業效益也好，銀行樂于貸款，發行債券和股票也比較容易；反之，銀行出于風險防控考慮會惜貸、壓貸甚至斷貸、抽貸，發行債券和股票也變得困難。

2012年之前，這種融資方式對企業的投資發展不會有太大問題，因為即使經濟增速稍有下滑，仍屬于高速增長中的短期波動，很快會恢復高速增長。由此可見，我國以銀行貸款為主的金融結構，更適合之前的高速增長階段，但面對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需要改革優化、創新發展。

從“融資”向“融智”

當前，我國制造業規模已連續7年保持世界第一，但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缺乏世界知名品牌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十分突出。王新哲認為，新時代我國制造業發展，不僅需要金融提供有效的融資支持，也需要金融提供包括咨詢、投資、財務管理等在內的一系列服務解決方案，實現從“融資”向“融智”的轉變。

首先，要大力實施差別化的信貸政策。目前，銀行信貸資金占到我國實體經濟融資的2/3以上。要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改進優化信貸條件，支持制造業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積極化解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能，發揮好金融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推動作用。同時，嚴禁銀行資金進入股市、房地產市場投機炒作，進行脫離實體經濟的所謂創新。

“事實上，‘二戰’后，德國和日本也曾出現過類似今天我國的狀況，為加快制造業升級發展，兩國政府也都采取了結構性的信貸支持政策。”王新哲說。

其次，大力發展產業鏈金融、融資租賃等與產業直接結合的金融服務。產業鏈金融是金融機構以產業鏈核心企業為依托，為產業鏈上所有企業提供綜合解決方案的一種服務模式。與銀行貸款相比，它服務性更強，更具針對性。而融資租賃集融資與融物于一體，且減少了一次性資金支付的壓力，為企業技術裝備升級提供了一條有效途徑。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實現了技術裝備升級換代。目前，美英等發達國家的融資租賃滲透率保持50%以上，而我國尚未達到5%，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第三，積極發展風險投資（VC）、私募股權基金（PE）等融資品種，探索股權質押貸款、投貸聯動等服務模式，為制造業創新發展提供長期、穩定的金融支持。VC看重的是企業未來發展的潛力和收益，對過去的經營狀況不作要求，也不要求企業提供融資抵押。PE則集融資與融智為一體，除了為企業發展提供資本支持，同時還為企業提供全方位的增值服務，如協調企業與行業內其他企業的關系、拓展采購或銷售渠道、完善治理結構等，是可以跨越經濟周期的智慧資本。VC和PE在我國仍有很大發展潛力。

此外，要著力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專業化的綜合金融服務。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承載實施者，制造業“走出去”勢所必然。但“一帶一路”沿線65國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有關研究表明，其中有33個國家股票交易額占GDP比例低于10%，直接融資幾近缺失；有24個國家實際利率高于我國，信貸供給嚴重不足。面對這種情況，必須統籌協調政策銀行與商業銀行、銀行與非銀行等金融支持方式，金融創新與體制機制改革，努力為制造業“走出去”提供專業化、個性化、多元化的金融支持。

實現良性互動

為推動金融與制造業良性互動、協同發展，工信部、財政部、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部門，從2016年起聯合出臺實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進行了產業與金融合作的探索實踐。

國務院辦公廳在《關于創建中國制造2025國家級示范區的通知》（國辦發〔2017〕90號）中明確提出，要“積極推進產融合作，建立產融信息對接平臺，創新金融支持方式，提升金融支持制造業發展的能力和效率”。

所謂產融合作，是指政府部門、金融機構、行業企業，為提升金融服務制造業的效率和水平而進行的體制機制創新實踐。其中，政府部門主要為金融機構和行業企業互動協同搭建平臺、建立機制，同時對相關政策規定、體制機制進行必要完善改革，支持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不干預金融機構和制造業企業的經營決策。

產融合作通過建立產業與金融信息對接工作協調機制和銀企直接對接，實現了金融機構和行業企業在宏觀和微觀層面的聯通互動，化解了各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財政資金貼息、獎勵、補償、入股等方式，解決了金融部門不愿投、企業投不起的問題；通過先行試點、逐步推進，為積極穩妥推進金融改革提供了一條有效途徑。

產融合作開展一年多來，成效顯著。僅以銀企對接為例，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12月，參與產融合作的5000多家銀行機構為95000多家企業實際發放貸款超過3萬億元。

王新哲強調，目前，產融合作只是開了個頭。下一步，將著力在以下6個方面深入開展。一是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手段，建立更加方便、快捷、高效的信息溝通交流渠道；二是拓展產融合作領域，支持企業有效運用資本市場優化產業組織結構和行業布局，鼓勵金融機構創新服務支持企業“走出去”；三是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引導作用，帶動金融資本支持戰略性、基礎性、先導性產業發展；四是鼓勵金融創新產品和服務，支持“中國制造2025”國家示范區建設；五是對試點城市產融合作情況進行評估總結，提出改革建議，推動金融體制機制改革；六是推動企業將產融合作內容納入戰略規劃、管理流程再造等方面，構建新時期的工業文化，提升企業軟實力。（何  珺）